摘 要：西藏传统家具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家具中的一朵奇葩。家具总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西藏传统家具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家具风格。本文将西藏传统家具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滥觞及缓慢发展时期，肇始演进时期和兴盛发达时期,深入分析三个时期西藏传统家具的艺术特征、文化内涵。
关键词：藏式家具；西藏；佛教
1 西藏传统家具的发展分期
何为传统，《辞海》解释为：从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它通常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继承下来，其中最稳定的因素被固定化，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西藏传统家具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立足本土文化，并积极地与外来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反映出强烈的民族特质和蕴含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等特点。
对于西藏传统家具的发展历程的划分，现有学术成果主要以民族史学或社会史学的角度划分，如在《藏式家具文化研究》一文中，基于藏族历史的发展过程，将藏式家具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史前时期；二是雅砻部落、吐蕃王朝、分裂时期；三是藏传佛教三大派执政时期；四是西藏解放至今。这一划分法存在主体错位的问题，如以民族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史代
替家具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将因主体完全不同而致使阶段划分肯定不科学而出现偏差，由此导致各历史时期西藏传统家具的特点归纳出现偏差、移位等。
本文以藏族发展历程为基础，紧扣家具主体，从家具本体的艺术、文化等特征对西藏传统家具进行划分，似乎更为科学、客观，具体划分为滥觞及缓慢发展时期、肇始演进时期及兴盛发达时期三个阶段。
2 西藏传统家具的滥觞及缓慢发展时期
石器时代至吐蕃王朝建立前，是西藏传统家具滥觞、缓慢发展时期。一统的国家尚未建立，氏族部落（部落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经济上处于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的较低阶段，外来文化影响十分有限，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藏地区家具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虽随着对木材质性能认识的深入、加工工具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家具在形制上仍较为单一。在家具文化方面主要以苯教文化为主，装饰内容应主要为自然景象、动物及图腾崇拜符号等；由于生活方式的原因，以低矮家具为主。
由于历史久远、木材难以保存等原因，西藏地区家具的确切起源年代尚无定论，不过应是与这一地区有人类造物文化同步。正如杨耀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所说：人类远在使用石器工具的年代里，就会使用自然石块堆成原始家具的雏形“∏”，具备承具的功能。卡若文化遗址中建筑的卵石墙体显示，新石器时期，西藏先民能熟练利用石材，家具极有可能滥觞于这一时期。
在人类社会中，自从有了盖房子的活动期，就有了做家具活动。一般来说，建筑是表，家具是里。[1]家具作为建筑内部空间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总是伴随着建筑的发展而发展的。据西藏卡若遗址发掘报告显示，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分为早、晚两期，共发掘房屋遗址31处。在早期房屋遗址中出现了柱、椽木等建筑构件，说明当时古人已学会了利用石器工具，如石斧、石锛对木材进行加工利用，加工木材制作家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卡若文化遗址后期房屋建筑形式、构件与前期大体相同。可以说，西藏地区家具在新石器时代发展极为缓慢，历经千余年。
石器时代可以说是西藏传统家具的萌芽期，受加工工具所限，家具形态极为单一。
随着青铜时代（青铜器与铁器并存）的到来，金属加工工具的出现，西藏地区的家具发展呈现新的面貌，趋规整。
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早期，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藏族先民已经开始步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至吐蕃帝国）。距今2500-2000年，约相当于中原战国秦汉之际，铁器可能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西藏高原。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铁柄铜镜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2]
拉萨市曲贡遗址H12出土了一枚青铜箭镞，距今年代为3500—3700年。经检测，该青铜镞为铜锡合金，本地铸造而成。西藏高原青铜器、铁器的普遍出现是来自石构墓葬。[3]这些器物虽大都为兵器、生产工具、饰件等，但其中一些器物已具备良好的木材加工的功能，如贡觉香贝石棺墓出土的铜刀，双刃，刃部锋利和德清永芝石棺墓中出土的青铜斧等。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古墓出土过一把木梳，造型精巧、齿尖细密，只有金属利器才能加工出如此光洁而整齐的梳齿。[4]可见，这一时期木材加工更趋精细。
按藏文古文献记载，距今约2000多年的吐蕃第八代赞普布德贡加时期，人们已熟练掌握了冶炼金、银、铜、铁的技术。[5]这极大地促进了木材加工工具多样化、精细化，家具的造型势必更趋多样，功能性有较大提升。
青铜时代至吐蕃王朝初期，这段时期西藏传统家具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金属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建筑构件加工技术的丰富，受此影响，西藏传统家具的形制趋多样化、功能实用化，生活家具应占主要部分，从考古发掘报告分析，不排除专门的宗教类家具的出现。
3 西藏传统家具肇始演进时期
吐蕃王朝时期，为西藏传统家具肇始演进时期。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先后兼并境内诸部，统一全境，建立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继位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文化大开放、大交融、大发展时期。佛教的传入及其深入地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同时，与尼泊尔、唐王朝等不同文化的深入交流，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随着与周围政权的频繁贸易、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手工业、商业发展顺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本土的苯教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不断的冲突、矛盾中融合，对汉文化的吸收等，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态。西藏传统家具在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逐渐形成了制作技艺丰富、色彩明艳瑰丽、宗教意味浓郁、装饰图案寓意多元的艺术格调，同时，家具文化的民族性在这一历史时期确立。家具体系进一步完善，结构艺术更为完善，高足家具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出现。
对西藏地区家具艺术发展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佛教的引入和与包括唐王朝在内的周边政权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家具艺术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时代。
约621年，泥婆罗（今尼泊尔）赤尊公主入藏，自此揭开了佛教大规模进入吐蕃的序幕。入藏时，公主携带精美佛造像、法器、金银器等物，不少匠人亦同期随性，自此，尼泊尔高超的建筑技术传入吐蕃，大昭寺所见建筑木雕装饰手法、图案带有明显印度、尼泊尔风格，随即影响家具艺术等其他文化艺术领域。
贞观十五年（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据藏史文书记载，文成公主携带有大批佛教经典、医学、工艺等方面的书籍，无数侍者随行，其中包括不少工艺技术人员。《西藏王统记》中记载道：……工巧技艺制造术，高超能令人称羡，如此工艺六十法，如此赏赐我娇女。……。在藏区流传关于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唱到：……，尊敬的文成公主，带来手工艺五千种，打开了吐蕃工艺，繁荣昌盛的大门……。可见，工艺技术人员中应有不少木工工艺匠人，因为文成公主入藏后兴建的小昭寺带有浓郁的汉式建筑风格，飞檐翘角、建筑木制构件等。除此之外，在木质建筑物上所刻人物、兽、禽等形象逼真、古朴、生动。凿刻技术精细，大都采用雕刻法。[6]在此可断定，在当时，成熟的雕刻技艺应普遍用于家具制作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藏族传统家具的加工技法。
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藏王尺带珠丹迎娶金城公主入藏，公主携带医学、历算和工艺书籍无数，诸多工匠、杂役等专业人员随行入藏，汉藏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巩固和繁荣。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极大地推动了吐蕃王朝文化、艺术的繁荣，其中也包括家具艺术，不仅丰富了工艺手法，拓展了家具的结构样式，而且使藏族传统家具融入了汉地文化的因子，增加了藏族传统家具的文化维度，出现了汉地装饰纹样，如宝相花、饕餮纹、缠枝纹等。
佛教自吐蕃王朝初期传入始，一直与本土宗教——苯教发生矛盾、冲突，在不断的斗争中相互影响、吸收从而日益兴盛，松赞干布即位后，佛教正式立足并开始深入影响藏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西藏文化的向度就此更向。随着百余座寺庙的营建，佛教对家具艺术方面的影响悄然深入，最终促进了西藏家具风格的形成。
首先，在造型方面，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西藏传统家具造型大多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呈现“中规中矩”的特点，体量较大而厚重，无论在视觉抑或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抑感，钳制了人们的自由遐想。[7]需要指出的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佛龛这一家具类型得到极大地发展。佛龛是专门供奉佛像的一类家具，也是藏传佛教寺院最重要的家具之一，一般被打造成集木工、雕刻、彩绘、镶嵌、贴近、涂漆等工艺于一体的家具精品。
其次，装饰色彩方面，红色、黄色、金色等色彩被赋予了浓郁的宗教含义。在藏传佛教中，红黄两色代表崇高、代表圣洁、代表信仰，是僧人和信众尊崇的颜色。（图1）一些宫殿、寺庙的神殿、重要的佛堂外墙大多都是红色，以示威严。在藏式家具装饰中，红色是主要色调，运用最多，最为醒目。[8]黄色更是备受尊崇、意为脱俗，平常人家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使用黄色的，只有寺庙、活佛的驻锡地和高僧大德的寓所才有资格“身披黄色的外衣”。金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威慑天下，助长事业、增益行愿等含义。在西藏传统家具中，用于礼佛的家具中通常会使用金色，有的甚至通体包鎏金铜饰，如此以示敬畏。
最后，装饰题材、纹样更为丰富。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藏族传统家具的装饰题材、纹样更多地以自然、苯教宗教为主。受佛教影响，西藏传统家具题材、纹样更加广泛，都忠实地刻画这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民族品格与精神追求。从现存历史家具实物分析，藏族传统家具佛教题材主要包括：动物纹，如大鹏金翅鸟、雪狮、吐宝鼠鼬等；植物纹样，如莲花；佛教人物，如转轮王；组合纹样，如八宝纹样、轮转王七珍等；器物纹，如金刚杵；文字纹，如“卍”字等等。（图2）
随着朗达玛灭佛运动的发生，一统的吐蕃王朝逐渐全面崩塌。从此内乱四起、大小政权割据，这一局面持续约400年之久，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宋代朝廷未能与存在于原吐蕃中心地区的各地方势力发生联系，只是与河湟、西川各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上存在一定的联系。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宋朝对这些吐蕃部落采取“羁縻怀柔”政策，汉藏工艺美术通过赏赐、互市等方式相互交流。[9]对西藏地区的文化影响力虽远不及唐王朝，在文化艺术领域，两宋时期汉地文化仍有一定的影响。布达拉宫所藏南宋《不动明王像》缂丝唐卡上缠枝莲花纹，从形态到配色，明显来源于宋代丝绸纹样，充满自然气息，写实感十足。[10]结合现存藏族传统家具实物比对分析，自然花卉写实性画法的装饰手法应受宋代花鸟画绘画艺术的影响。
4 西藏传统家具兴盛发达时期
元明清时期，是藏族传统家具兴盛发达时期。从元朝始，西藏便始终纳入中国的版图，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以不同制度、手段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同时在商贸、文化方面的交流较以往历史时期更加深入、广泛。不论宫廷工艺美术抑或民间工艺美术均源源不断地在西藏地区被广泛传播而接受，汉藏文化艺术交流达到空前的高度，内地文化艺术对西藏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幅向前推进、深入。不论宫廷工艺美术抑或民间工艺美术均源源不断地在西藏地区被广泛传播而接受，汉藏文化艺术交流达到空前的高度，内地文化艺术对西藏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幅向前推进、深入。在家具艺术领域，汉文化较之前任何历史时期更加深入，世俗吉祥文化融入其中，装饰构图形式更为丰富。
13世纪中期，元朝统一西藏，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结束西藏地区长期割据局面，社会渐趋稳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文化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
由于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封建农奴制度，世俗民户被世俗领主占有，寺属民户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占有的奴隶，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集中于领主们手中，两类民户皆无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11]这一农奴制度严重的限制了西藏传统家具多元化的发展空间而出现两极分化，主要以宗教类家具为主，如佛龛、经桌等，它们往往制作精美，而民俗家具发展极为缓慢且较为简陋。
也许由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在造型和装饰手法方面，西藏传统家具出现了蒙古族传统家具的某些特征。箱柜类家具包裹皮革或动物毛皮，以牛、羊居多，呈现自然特性及质感效果。由于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为保证在搬运过程中的结实耐用，箱类家具通常在端角、两面相交的棱边处用铁制件加以固定。[12]在装饰图案方面，甚至出现了“蒙人驭虎”的图案。
下及明清时期，两朝对西藏的统治均有一套完备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通过朝贡封赏制度和“茶马互市”等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和文化联系、交流。内地大量工艺美术的输入，对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促进藏族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中后期随着格鲁教派的兴盛，佛教美术普及到民间。民间的经房和家庭经房的出现，宗教类家具在民间兴起，佛龛、经桌等流行整个社会，与民间纳祥祝福的世俗题材结合，影响到民俗家具。[13]
从现存实物分析，明清时期藏族传统家具受内地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装饰艺术方面，装饰题材更为广泛，一些世俗题材用于装饰，汉地的吉祥文化渗入其中。动物纹以龙、凤、鹤、鹿居多；植物纹有菊、牡丹、竹等；文字纹主要有寿字；人物纹以童子的形象为主。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汉、藏优秀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图形、图案被运用于藏族传统家具中，并得到藏民的喜爱，如阴阳八卦图和道教八仙，从中亦能管窥汉、藏之间的宗教交流、融合。[14]此外，汉民族传统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及开光的构图形式也常见于藏族传统家具中，充分表明家具这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造物，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自觉与不自觉地改变的历史规律。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社会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家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传统家具如何焕发新的发展活力，以适应市场需求，值得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藏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8YJC760024]
作者简介 ：胡名芙（1978- ），男，汉族，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家具设计史及设计理论研究，E-mail：yishuhmf@163.com
通信地址：江西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330013；胡名芙，1507093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