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广式家具，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光绪皇帝的龙床，在广州制成后运到京城，没人会组装，只得紧急诏令工匠梁阜进京。为了使梁能进入宫中，光绪皇帝特赐梁官衔。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广式家具艺术性和文化内涵非常高，皇家都喜欢；二、技术性和工艺水准强，对匠人要求极高。
　　清朝中期广式家具对远在北京的清宫家具陈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员周京南在其《厚重凝华、融贯中西——论广式家具对清宫家具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其中原因：首先，广东本身是贵重木料（如花梨木）的主产地，且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料多经由广州进口，原料充裕，所以广式家具用料豪迈，气势雄浑厚重；第二、当时正值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盛行，西洋家具雕刻多、手工多、镶嵌多、装饰性浓，显得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对传统“古色古香”的中式古典风格构成冲击，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审美追求，令吸收了西洋风格的广式家具成为清廷家具的主要来源；第三，得益于清中期相对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统治阶层有闲情雅兴享受林园之乐，北京城内大兴土木，皇家园林中也出现了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需要有风格与之相称的内部陈设。
　　周京南指出，从现存的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宫廷里广式家具的添置、更换还是比较频繁的，“为迎合清皇室追求奢华的审美爱好，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制作广式风格的家具，刻意创新”。
　　中国古典式家具的重镇并非广州一处，为什么只有广式家具会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呢？似乎也可以算“墙外开花墙内香”。18世纪，也就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时期，特别是雍、乾时期，正好也是“广式家具”这一流派的滥觞期。也就是说，这种新兴的风格，为清宫所推崇的时间是很快的；另一方面，来自清宫的需求，也进一步促使广式家具在品质和产量方面提升。
　　家具新风出广州实属必然
　　清宫里的皇帝皇后们能看中广式家具，应该说，和它提供的独特的艺术趣味有关。广州作为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口岸之一，在建筑、装饰等方面自然较早、较多地受到当时令人大感新奇的“西风”的沾染。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本地高水准且规模庞大的手工艺产业集群中，出现了一批出口导向型的品类，国际市场的口味——早期主要是欧洲市场，后来美国也加入，令得广州的出口商和手工业匠人们必须抛开承袭已久的中国传统家具制作中的许多成规，按照西方客户的需求，生产便于销售的产品，比如，采用西方人惯用的图案和花饰，看得懂的故事题材，用惯了的器型等。同样，当年刚打通了新航路不久，正试着在世界范围内找寻资源、配置货物、连接分工的欧洲人，面对他们之前无法想象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品质，也大感震惊。中国能生产许多种极富东方风情又找不到进口替代的产品。所以说，包括广式家具在内的广州外销品，本身是国际市场的牵引力与具“东方符号”性质的适用性之间的平衡与结合。它们与中国人自用的内销品有很大不同，也全然迥异于西方自产的商品，是世界贸易史上独特的存在。
　　具体到广式家具而言，明代，中国家具在满足人们日常室内行为需要的功能上已经趋于完备，品种、样式繁多，出现了与厅堂、卧室、书斋、园林等不同的生活空间相配套的家具，其简朴淳厚、简洁优雅的风姿，至今仍被视为美学典范。根据葡萄牙人克鲁兹记录的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广州市景，可知当时规模就很庞大的外贸市场中，硬木家具——写字台、桌椅、床等也包括其中。当时控制了海上航路的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出发，带上欧洲的工业品，经过沿路贸易，抵达目的地中国澳门，“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木工器、漆器以及陶器，返回欧洲”。
　　广东文物收藏专家陈玲玲指出：“十七世纪，法国上层社会已大量使用中国家具。宫廷、府邸的财产清单上都有中国家具的记载。据说1689年法王的长兄发行奖券时，就把中国家具作为奖品之一。”不过她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其时进入欧洲的中国家具是中国传统的型制和装饰手法，欧洲人后来也有仿造的”。
　　“市井之中，贵族之气”的广式家具
　　1757年清政府开启“一口通商”模式，广州口岸独享对西洋贸易的特权，造就了市景繁荣。与丝绸、茶叶、瓷器等著名的大宗商品相比，广式家具的比例不大，但绝对量不小。陈玲玲指出：“广式家具的生产的确是一直在不断发展，洋庄货直到清末仍有大宗出口”。
　　《广东五常酸枝家私》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见证。近年陆续被重新钩沉出来的，还有它的“姊妹篇”《广东万全酸枝家私》。在旧书交易网站上，书商如是形容前者：“大名鼎鼎的‘礼和洋行’即为代理商。1913年,礼和洋行为这本图样专门印制价目表，16开本，共19页，其中编号及尺寸同图样册家具编号、名称、具体描述、尺寸等标注完全对应，最重要的是标记了价格，对了解当年酸枝家具样式在欧洲市场的接受度至关重要。”
　　广式家具研究者蔡易安曾经记述，清代广州城家具商行、作坊分布大多根据用材进行集中：用坤甸为材的集中在珠江南面, 用酸枝为材的集中在城南走木街、濠畔街一带,清末西来初地和新胜街一带也有了许多酸枝家具商行和作坊, 多以内销为主, 濠畔街一带以出口为大宗。
　　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前后兴起，中国特富装饰性、品质感的工艺品正好迎合了这种风尚。但相应地，传统样式也必须进行“改良”，从而与欧洲艺术潮流的要素吻合。清代广式家具出现了很多有别于中国传统家具的地方：在品种上，出现了专门的大衣柜、床头柜、酒柜、西式翘头靠床、梳妆台、写字台、转椅、X形椅、穿衣镜、灯座等；造型上，洛可可风格的曲线造型大量使用，尺寸也有变化，更实用；装饰上，西番莲、西洋卷草纹、西洋风景与人物、贝壳纹样、盾形、竖琴形、西式廊柱、哥特尖拱等样式被大量使用。这些变化为中国古典家具带来了一股新风。
　　有人用“市井之中，贵族之气”来形容广式家具，可谓恰如其分。我们能在欧美的贵族大宅，故宫的皇家宫苑中看到它，也能在西关的民居、疍家的船屋里看到它。它是人们对艺术之美，对生活情趣知晓、了解、需要的产物，是东西方元素的完美混搭。即使在今天，它的“本土性”与“国际化”，仍然是值得研究的范本。